慕容雪村 | 艾希曼有良心吗——读汉娜·阿伦特《专制下的个人责任》
慕容雪村
生于1974，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，著有《成都，今夜请将我遗忘》《原谅我红尘颠倒》等作品，作品被翻译成英、法、德等多国文字。
从纳粹上台以来，人类社会有过无数次人道主义灾难，这些灾难让千万人受损乃至惨死。然而灾难过后，人们对于灾难的反思常常只着眼于体制，而不及于个人。那些曾为体制效力的人会坦然地为自己辩护，说他们身不由己，他们只是螺丝钉而非机器的开动者，是被动而不是主动做恶。应该指出的是，体制本身并不能独自运行，正是因为有那些看似无辜的人的参与，罪恶才得以实现，也正是因为有了他们，灾难才能如此深重。
1964年，汉娜·阿伦特发表了题为《专制下的个人责任》的著名演讲，她尖锐地指出，不仅要反思体制，不仅要追究政治责任（政府必须对其前任的行为负责），也要追究个人责任。
第一种辩护会说：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雇员，只是机器上的一个齿轮，甚至连齿轮都不是，只是齿轮上的一个齿牙。你看，我也是人，也要养家糊口，即使我不去做那些事，肯定也会有别的人替我去做。
阿伦特的回应是：请告诉我们，为什么你会变成一个齿轮？又在何种情况下，你才会继续愿意做一个齿轮？如果从上到下的每个公职人员都是齿轮，难道就没有人需要对罪恶负责任了吗？她继续追问：难道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具有独立意志的个体吗？难道我们没有主观意志和选择的自由吗？做一个齿轮就可以没有良心吗？
另一种说法是：如果我不去做那些事，可能会有比我更坏的人去做。我们参与其中，事实上避免了更坏的事情发生。有人甚至会说，我们确实做了一些坏事，但也做了一些好事。我们没有加重灾难，相反，我们使之减轻，瞧，我们甚至挽救了一些人。阿伦特的回应是：这种辩护或许可以减轻法律上的责任，但并不构成道义上的合理性。有一种东西比法律责任更重要，那就是你的良心责任。当人们辩称自己在纳粹党内做了一些好事，那就要问：这些好事是否最终改变、终止或推翻了邪恶的纳粹体制？如果没有，那么与纳粹的妥协就没有任何意义，因为它还在继续做恶，并将迫害更多的人。事实上，一个小的罪恶通常会成为更大罪恶的前奏，人们会很快走向“道德的滑坡”，从一件坏事到多件坏事，从小的罪恶到大的罪恶。如果你为保护一个村而交出一个人，也必然会为了保护一个乡而交出一个村，更会为了保护一个县而交出一个乡。在这种不间断的“道德滑坡”中，最明智的办法显然只有一个：停止做恶，不管你有什么样的理由。如果纳粹党内的工作是邪恶的，就应该立即停止与之合作。
第三种说法认为：服从命令、遵守法律是每一个公民、每一个公职人员的天然责任。我虽然做了某些事，但我只是在履行职责。
阿伦特的回应是：上级的命令和“法律”并不能为众多的犯罪行为开脱，对成年人来说，“服从”就意味着“认可”，“认可”就意味着“赞同和支持”，所以，不应该问那些作恶的人“你为什么服从”，而应该问：你为什么支持？——当上级命令你把犹太人押进毒气室，你为什么支持？当上级命令你扣动扳机，你为什么支持？当上级命令你毒打、虐待那些无辜的人，你为什么支持、赞同并且坚决执行？
第四种是所谓的“集体过错理论”，每次灾难过后，总会有人拿着完美的道德标准质问别人：你说他做得不好，难道你就没做过一点坏事？在这种完美道德之下，谁都没有资格质问别人，最终每个人都有罪，每个人也都无罪。人们不再追究个体责任，转而去拷问制度、拷问历史、拷问文化，把全部罪恶归诸集体，如果要忏悔，那就所有人一起忏悔，如果要受惩罚，那就所有人共同受罚。
阿伦特对此的回应是：这种集体认罪、集体悔过的理论，其实无助于认清真相，只能让真正有罪的人顺利脱罪，并最终将演化为“道德虚无主义”。她说：“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集体愧疚或集体清白，愧疚和清白只有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人时才有意义。”当真正有罪的人拒不忏悔，并以“集体过错”为自己辩护，那其实是在逃避责任。
在现实生活中，人们常常强调“宽容”而忽视“责任”，但我认为，只有在私人生活中“宽容”才有意义，而在公共生活中，在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中，主张宽容其实是一种智力低下的表现，至少也是糊涂，或者用孔夫子的话说，乡愿，德之贼也。在《专制下的个人责任》中，汉娜·阿伦特提出一个更加尖锐的问题，她认为，那些效力于体制的人，通常不是因为恐惧，也不是为生活所迫，而是因为他们抗拒不了诱惑。纳粹这样的政权总是会给它的效力者提供各种优待：铁饭碗、显赫的身份、满足感以及可观的物质利益。当德国人纷纷加入纳粹军队，实际上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功成名就；当年轻人纷纷穿上灰衣加入冲锋队，绝大多数都是因为虚荣心的驱使。当数以百万的人踊跃申请加入纳粹，我相信，他们不仅是为了一份体面的工作，更是为了潜规则和巨大的灰色利益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再以“齿轮说”或“服从命令说”为自己辩护，其虚伪不言而喻。
邪恶制度是人间灾难，更是对人类良知的考验。如果给你很多钱，你会不会去杀人？如果不杀人自己就会被杀，你又将如何选择？在希特勒当政的时代，许多纳粹党人都会夸耀自己的道德水平，比如著名的犹太屠夫阿道夫·艾希曼就声称自己一生依康德律令而活，这不一定全是假话，他在生活中很可能是个好人，会扶老太太过马路，也关心小动物，但事实上，正是因为有了艾希曼这种“道德高尚的人”，邪恶才得以实现，当他振振有词地为自己的道德辩护时，或许他从来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：你的道德是否允许你屠杀数以百万的同类？当你坦然地下达处死他们的命令，你的良心何在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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